水浒传前传为什么有神话故事-为什么水浒传开始有妖魔，后来却没了呢？
为什么水浒传开始有妖魔，后来却没了呢？我们知道，《水浒传》是一部讴歌英雄主义的小说，但它的开篇却写了一个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说洪太尉受天子之命赴信州龙虎山请张天师去京城作法，在伏魔殿前揭开镇魔封皮，放出一百零八个妖魔，这些妖魔就是后来的梁山一百零八将。此事与后面所写的英雄故事，从表现手法、阅读感觉上都有很大距离，这常常使数百年来的读者生出许多疑惑。关于这段故事，有许多猜测，
为什么水浒传开始有妖魔，后来却没了呢？
我们知道，《水浒传》是一部讴歌英雄主义的小说，但它的开篇却写了一个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说洪太尉受天子之命赴信州龙虎山请张天师去京城作法，在伏魔殿前揭开镇魔封皮，放出一百零八个妖魔，这些妖魔就是后来的梁山一百零八将。此事与后面所写的英雄故事，从表现手法、阅读感觉上都有很大距离，这常常使数百年来的读者生出许多疑惑。关于这段故事，有许多猜测，比如有人说，作者大概怕正面写起义英雄的内容不能绕过封建统治者的审查，甚至怕因此而受到迫害，就故意在正式的故事前面加了个水浒人物“妖魔化”的内容，瞒天过海，以使《水浒传》可以发行于天下。这种说法可以自圆。而我最强烈的感觉，则是写洪太尉误走妖魔这一节，是有意映射王安石变法，把北宋亡国的历史责任归咎到王安石以及受他提拔打着变法旗号行种种私弊的蔡京等六贼身上，体现了司马温公、苏轼、程灏、朱熹直到清代以理学为主一脉相承的儒学思想家的情绪和观点。 我的判定不是凭空而来，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一，从时间上说，一般写故事，都连贯着写，但《水浒传》此处，却硬是横空写出个不同年代的事来。梁山英雄起义开始于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而误走妖魔却早在仁宗嘉钓三年（1058年），前后相差61年，干嘛往前跨越这么多年编一个没有现实可能的故事呢？如果仔细看，我们会发现，《水浒传》中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嘉钓三年，正是历史上王安石向仁宗上万言书表达变法观点的时间。这是绝非巧合，应当是有意安排的。《水浒传》表面意思是说：61年后妖魔复出闹乱大宋，其种子在61年前就种下了。其背后的意思是说：61年后蔡京等六贼害国误民，其祸肇始于61年前王安石要求变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水浒传》上说，请张天师祈禳天灾是北重臣范仲淹1058年提出来的，而历史上的范仲淹是在距此六年前的1052年就去世了，建议请天师的事历史上没有存在的可能。当然，作为小说的《水浒传》不一定拘泥于史实，可以虚构，但为什么不虚构别人单单虚构个范仲淹提建议的事呢？作者表面的意思是：正是由于范仲淹建议请张天师，才惹出了洪太尉误走妖魔的问题；背后的意思是：由于历史上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新政，引出了后来导致北宋灭亡的王安石变法（这是反变法派的观点，比如曹后、高后就对神宗说：王安石变乱天下）。还有一点，就是《水浒传》把范仲淹上奏仁宗请天师的时间写为“三月三日五更三点”，三月三日是上祀节，这个节祭孔祭神，是关系国家大事的重要日子，但后来洪太尉却没把这件国家大事办好。这个节本是驱除不祥、消除病痛的日子，朝廷上议论的也是如何祈禳瘟疫，而洪太慰实际操作的，却是把一批妖魔给放了出来。《水浒传》这样写，应当有他的用意。 二，从地理上说，洪太尉去的是信州龙虎山，此地有好几个方面都与王安石有关联，最适合于附会。自龙虎山，往西不远，就是王安石的家乡临安（现江西抚州）；往北很近，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那年任职的饶州，当年二月王安石到饶州（今江西波阳县）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而北宋变法先驱范仲淹也曾被贬饶州。徽宗皇帝迷信道教，但道教圣地有的是，为什么不去别处单去信州龙虎山去请天师，这就很值得思考了。 三，从两个人物的行为特点看。洪太尉放走妖魔与王安石变法时的作事态度有很多吻合。 比如：洪太尉不遵前代成法。《水浒传》中，真人说：“此乃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非常厉害，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而洪太尉却自行其事，非开不可，终于导致妖魔奔出的后果。历史上，元佑党人及后来与其一脉相承的儒士则认为，祖宗之法最当遵循，克己复礼才最佳。文彦博就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司马光也说：“介甫（安石字）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王安石却响亮地提出：“祖宗之法不足守！” 比如：《水浒传》中，洪太尉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当洪太尉一再要求打开封条时，“真人告道：太尉，此殿决不敢开！先祖天师叮咛告戒：今后诸人不许擅开。”洪太尉却说真人“胡说！”非开不可。历史上，王安石是认准的了事坚决做到底，任凭再多的反对者也不怕。保守派攻击新法实行，说“天下汹汹，”“人皆以为不便”，“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才，莫不非议介甫”，“天下怨谤”。王安石对这些说法不肖一顾，他说：人言不足恤！” 比如：《水浒传》中，真人三回五次禀说：“此殿开不得，恐惹利害，有伤于人”，洪尉却不怕这些，硬压着人家把封条打开。历史上，王安石变法也是胆子很大，面对保守派关于变法引发天变的说法，王安石却坚定地说：天变不足惧！” 比如：《水浒传》中，洪太尉为了实际自己打开封条的意图，大怒着斥责道众：“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挡宣诏，违背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历史上，王安石变化也是仅仅依靠皇帝支持，关键时刻也会把天子抬来与政敌对抗，这在保守派眼里，大概就是以天子压众人吧。 变法斗争是北宋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许多年间，司马光一派与王安石一派以及两派各自衣钵的继承人，你得势的时候压制迫害我，我得势的时候压制受害你，那一派都有起有落。这种斗争，固然反映了不同的官僚体系对治国方针的不同理解，但斗争造成的政治上的敌视和思想上的隔阖，对整个政权内部及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一直影响到南宋及明清知识分子的思考。司马光掌权的时候，王安石下台。王安石下台的时候，司马光上台。神宗时变法得逞，高后执政时司马光废除新法，哲宗亲政时蔡卞、蔡京、林希、黄履、来之劭等变法派再起，向太后执政时反对新法，徽宗亲政时又起打着变法旗号的蔡京等人。蔡京等人为了迫害保守派人士，定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一百二十人为“元佑奸党”，由徽宗书写刻石，立于进于朝廷端礼门。后钦宗在国家混乱危亡时即位，又惩治了被称为“六贼”的蔡京等人，尊奉二程，反对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他的变法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操作有不善的地方而失败，但变法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富国强兵，有些地方也是有成效的。所以，尽管几乎所有支持他的重要人物都被史书列入奸臣传，但他却不在奸臣传之中，这也说明史学家对他比较理解和公正。但在对立派那里就不是这样看，他们把生活节俭、全力经国的王安石与腐化奸顽的蔡京等人不加过多区分。钦宗时程颐的门人杨石就说：“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以至于钦宗听了他的话，毁去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像。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水浒作者想说：徽宗时宋江反叛是仁宗时洪太尉放出妖魔导致的，同理，徽宗时北宋的灭亡是王安石在仁宗朝上万言书的时候就注定了的。两派势力斗来斗去，一直斗到借以斗争的北宋政权也没了。但，这种斗争，在思想上却一直持续到南宋以后。由于蔡京一派失败于北宋的丧日，所以在政治上就再也没有复起的机会，而北宋灭亡，也就全都归罪于他们了。此后，程朱理学盛行，王安石擅变祖宗之法他的孝子贤孙如蔡京之流祸乱国家的观念也就深深地刻在此后的文人士大夫心中，这其中应当包括《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 《水浒传》中，导致英雄反抗的主要因素，是各级官吏的腐败，有法不依。当年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有一种观点：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改变法度，而在于管好官吏，如果官吏不好，任怎么变法也不行。通过《水浒传》反面人物体现的社会政治腐朽面来看，施耐庵恐怕在故事背后也想说苏轼那样的话：你王安石变法，变来变去，法没变好，不是变出一些奸臣坏蛋么？如果不是蔡京、童贯等六贼为首的贪官恶官集团不守法纪，国家怎么会出现那样盗贼起外寇入的局面？其实，我们也认为，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除了其他各个方面的原因外，给一些官吏一执行新法就变样，把本来是为民着想的新规定变成更加盘剥百姓的工具有关，国财多了，却没用在正经地方，倒是给那些贪官污吏挥霍无度提供了条件，所以，变法很难得到百姓的支持。 古代长篇小说，常常在开篇加一个楔子，但《水浒传》的开篇比较讲究，虽然类似神话，但不仅仅为了引人，后面有深层的脉络连接。至于让人费猜，那是有意为之，就象《红楼梦》的“贾雨村”言一样。如果全说明白了，也就失去了这种表达形式的意义，所以，施耐庵写这段内容的时候心里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只能这样去揣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