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与白话文-文言文美还是白话文美？
文言文美还是白话文美？能激发心灵共鸣，让你如坐春风，魂牵梦绕的文章，就是美的！所谓白话文、文言文，是指用何种语言习惯撰写的文章。你不能单纯说那种语言美。语言是约定俗成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按时间分，就有了古今异义。但古文今语，都是时人言志、表情
文言文美还是白话文美？
能激发心灵共鸣，让你如坐春风，魂牵梦绕的文章，就是美的！
所谓白话文、文言文，是指用何种语言习惯撰写的文章。
你不能单纯说那种语言美。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按时间分，就有了古今异义。
但古文今语，都是时人言志、表情、达意、述事的约定俗成。
语言与约定脱节了，就是鸡同鸭讲了！
当今一些人喜欢有事无事文文皱皱几句文言文，以此为美为荣，让人觉得穿越，且有炫耀卖弄嫌疑了。
所以，语言是与时俱进的产物，都是人类沟通交流的工具，研究古文是传承了解历史，学习现代汉语是寻求发展，两者相映生辉，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民国时期的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产生了哪些逸闻趣事？
转载：原文刊载于《读书文摘》2011年04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形成了两大阵营，那一场场硝烟弥漫的论争，充满了激情、狡黠、机巧、趣味与智慧，点亮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天空。
论争之始
近代最早提出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是黄遵宪，他认为文言误国不浅。而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他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改革我国的文字，即用白话文作为语言的工具，他还身体力行实践之。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宣布,明代以来拟古派文学家前后七子（见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派古文家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为文学革命所要反对的“十八妖魔”。钱玄同在1917年7月2日致胡适的信中，更进一步指斥“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的古文，“以不通之典故与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的敝害。
因此，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招致一班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复古守旧派文人的竭力反对，从而酿成激烈的文言白话之争。
1、双簧信的故事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展开之时，尽管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要废除的是在中国传承千年、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和主干的文言文，当时却并未激起多大反响，只有几位新文化闯将在自说自话。这一半可能因为那时帝制既往，民国初立，尚新、求变、批判传统是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对派们心虚气短，不敢吭气；一半可能也是他们对文言文的生命有足够信心，不屑于跟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谁的后生对阵。
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在对方的漠然中显得颇有些尴尬，而新文学的发难者们也在没有对手的辩论中感到了几分寂寞。
为了改变这种处境，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了一个奇特的戏，那就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双簧信”。这个主意是刘半农出的，他曾在上海时进过剧团做过编剧。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公开信《给编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轩”。信是文言文写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标点，以一个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卫道者的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发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记者半农之名写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的文章《复王敬轩书》，全信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
由于对旧式文人的熟悉，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所写的那封信在内容和风格上都足以乱真。他不但忠实地模仿了守旧派对新文学的种种误解与歪曲，而且使之显得十分荒谬可笑。而刘半农的复信逐一加以批驳，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对守旧派大师林纾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
这一双簧戏旗帜鲜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不仅真的引来了“王敬轩”那样的卫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发难（林琴南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要蔡将陈独秀、钱玄同从教师中除名），更多的却引起了青年学子和进步人士的喝彩，在论辩中新文学的声势也逐步壮大。
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结果“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一些原来还在犹豫的人都开始倾向新文化了，连朱湘和苏雪林都说他们是看了这双簧戏才变成新派的，可见“双簧信”影响之大。
“双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内部胡适的不满。他认为“太轻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过他也认为， 钱玄同的冲锋陷阵，“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鲁迅则对刘半农的进步高兴，称赞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营中的战斗者。
2、小说中含沙射影
林纾写小说含沙射影骂人。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报》以“蠡叟丛谈”为名替林纾辟了一个专栏，按日发表短篇小说。也许他觉得以这种“不严格”的文体教训一下对手较为合适，于是便有了本月17、18两日连载的小说《荆生》。
其中写了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英能哲学，便是隐指胡适。“三人称莫逆”，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
小说《荆生》影射攻击“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是“伤天害理”的“禽兽之言”，幻想有军阀势力的“伟丈夫”出来禁压新文化运动。
3、胡适与黄侃斗法
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主将，因此当时反对他的旧派学者很多，尤以黄侃为最。
黄侃字季刚，与章太炎、刘师培齐名，被称为“国学大师”。 黄侃的狂妄与尖刻是出了名的。黄侃年轻时曾拜访大学者王贻运，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你的儿子。”好在王贻运通脱，并未计较。
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对白话文最凶者，黄侃对胡适进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 ，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 。”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胡适著书勤勉，却留下数部“半部书”，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仅写成上半部。黄侃借此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调侃胡适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颇为阴损地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语毕，学生们哄堂大笑。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 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 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 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也是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古代人为什么使用文言文，不使用白话文？
这与书写工具的发展有关。在毛笔、纸张发明之前，人们书写文章是刀具将文字刻在竹木简上，商朝时更是刻在甲骨上，你想刻字是多么的难，若要用白话文，那得刻多少字。因此就要求在写文章时字数越少越好，每个字所表达的意思起丰富越好，每句话越简洁越好。
我们看电视上，秦汉以前所有书籍都是一捆一捆的竹木简，传说秦始皇每天要阅读一吨多重的奏章，那要是用白话文恐怕得多几吨。而且文人、大臣们都还得配专门的刻字工，用来刻写文字。毛笔发明后不用在刻字了，但还没有纸张，还得写在竹木简上，另外还可以写在丝绸、羊皮等器物上，但这些东西都不方便大量使用，因此文章还是以简洁为好。
到了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才大量生产，人们可以用纸张写文章了，但是由于生产力落后，纸张的生产量十分有限，再加上没有印刷术，所有文章都需要人工去抄写，这些都费时费力，因此还不能用白话文去写文章。
唐朝时期出现了雕版印刷术，书籍才得以印刷，但是每篇文章都得刻一个版。到了南宋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印刷技术才得以大幅提升，因此文人写文章才慢慢写长，话本才出现。到明代时书写、印刷工具已十分成熟，除官方文章外小说得以繁荣，但由于人们写文章的习惯，小说的语言中仍还有大量文言文，但已经出现了许多口语。特别是为了说书人的方便，也为便观众能听得懂，白话文也逐渐出现在小说中。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坛刮起了新文化运动，白话文正式成为人们写文章的语言方式，文言文这时才淡出人们的写作视野。但还有一些老旧文人习惯用文言文写文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向老百姓普及，人们才彻底抛弃文言文。
文言文是否比白话文更精炼？
汉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字，没有之一，其博大精深，很多人即便穷尽一生都只能略知皮毛。汉字的美妙，很难用三言两语说出来，今日六甲番人仅就精练举例说明一二。
一、文言文的精练：
上古时期，文字的书写和传播工具难得且成本很高，故用字简练精辟，比如《尚书》、《左传》等经典就有大量例子，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左传》关于晋景公非正常死亡的记载：
“将食，涨，如厕，陷而卒。”
这段文字只有八个字，却让人如临其境，似乎亲眼目睹晋景公的死亡过程，文字之外的节约部分，由于读者大多有生活的经历，所以无需描述也能知道怎么一回事。
《尚书》也有用字精练的案例，比如《舜典》仅用了17个字就描述舜帝的一生：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
二、古代诗歌的精练：
中国古代的诗歌也是讲究精练的，很少有长篇累牍之作，有时为了一个字，还要反复思索比较，因而出现“推敲”的典故。尤其是格律诗，用字更是精练，绝句不会超过二十七字，而律诗一般最多也就五十六字，最短的五言绝句才二十个字，比如李清照的《夏日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首诗用了四句话二十个字，描述了项羽人生的最后阶段，用笔凝重，其力透纸，直指人心。
而孟浩然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名诗《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现在正是春天，想必很多人都想赖床，睡眼惺忪时，听到到处啼鸟，再到外边走走，却看到一地落红，方知原来昨晚也曾风雨，想用现代的白话文将这种感觉说出来，几乎可以写一篇文章了。
三、精练不是短小，也不是简单：
文言文比白话文更精练本来是不争的事实，但偏有人喜欢另图新说，比如有人就举了胡适的“干不了，谢谢”作为例子证明白话文其实也可以简练的，理由是胡适说的五个字比其学生说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12个字简短。
其实这个例子的对比本身就是不成立的，文字要精练，但绝不是短小，更不是简单。胡适的“干不了，谢谢”真的已经足够精练了吗？为什么不能说“难为，致礼”？这才4个字而已。
四、当代文字的困境：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文化的传播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文字也更容易传播，成本更低，自媒体方兴未艾，这是好事，但因而也带来良莠不齐、滥竽充数的问题，为了吸引大家的关注，很多文章成了标题党，但内容却不敢恭维，深刻性先不谈，连文字表达的准确性都很难保证。
汉字是人类伟大的创举，精练本来就是汉字的特点之一，文言文也好，白话文也好，写出来的文章都不应言之无物，一再考验读者的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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