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口语是文言文吗-古代人平时说话也用文言文吗？还是说会用白话文呢？
古代人说话是像文言文一样，还是像我们现在的大白话？问：古代人讲话是讲文言文还是白话文？答：这个提问的表达方式不是很准确，但大家都看得懂是想表达什么。实际上，所谓“文言文”和“白话文”，归根到底的区别，就是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区别。对现代人而言，尤其是生活在北方，严格地说，是
古代人说话是像文言文一样，还是像我们现在的大白话？
问：古代人讲话是讲文言文还是白话文？
答：这个提问的表达方式不是很准确，但大家都看得懂是想表达什么。
实际上，所谓“文言文”和“白话文”，归根到底的区别，就是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区别。
对现代人而言，尤其是生活在北方，严格地说，是以北京方言为主的群体，书面语和口头语可以实现高度一致、无缝对接。
即你把这样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口头上随便说出的话（不用刻意字斟句酌的那种）用录音机录出，然后严格按照录音，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那就是一篇完全可以传情达意的书面表达语。
这也是“五四”运动前后，众多文化斗士为什么要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原因。
文字的功能，是语言表达的延伸；用文字原汁原味地表达出说话者语言的内容和思想，一来说话者无需做过多文字整理工作，二来阅读者也无需做过多脑力上的解读，两全其美，美哉善哉。
而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可以推知，古代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是绝对不一样的。
原因很简单：文字记录工具不允许。
现在考古，我们都知道，殷商时期用来记载文字的载体是龟壳，用刀子一个字一个字刻在龟壳上。后来进入了春秋战国，情况有所好转，龟壳改用为竹简，但书写工具乃是刀子，书写者称为“刀笔吏”。刻一个字是这样艰难，要想用今天白话文的记录方式把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口头上随便说出的话全部记录下来，只能把人逼疯。
所以，古代人的书面语只能是文言文，一字多义，一字有涵盖丰富的意思。
也因为文言文的存在，我们国家的文化传承近五千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真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感到骄傲和自豪。
再简单说一说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发展。
随着秦蒙恬发明毛笔和东汉蔡伦发明纸张，文字的记录虽然大为简捷，但转载和流通还得等待印刷术的到来。
这也是白话文（以小说戏曲为代表）为什么要晚至宋元以后才兴起的原因。
到了明朝，特别是晚明，书面语和直白的口头表达语已经很接近了。
在这里，我不谈《三国演义》，也不提《水浒传》，直接摘录一段被珍藏于朝廷高阁的《神宗实录》说事。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于1590年写了一份《酒色财气四箴疏》斥责神宗皇帝。神宗皇帝读后，气得连接好几天吃不下饭，于该年2月5日召见首辅阁臣申时行。史官如实记录了神宗皇帝所说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大家看看，是不是白话文。
当时，神宗把雒于仁的四箴疏摔给申时行，气呼呼地说（如下为原文照抄）：“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官，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如恭妃王氏，他有长子，朕着他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
这段文字，现代人一口气读下来，应该没什么障碍。
但有人得奇怪了，既然白话文在宋元以后已经兴起了，为什么要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完全一统文学江山？
这也容易理解。
俗话说，考试是根指挥棒。
天下士子参加科举考功名，考场上写的，必须是文言文。
那就没办法了，白话文，难登大雅之堂。
而且，在文学发展上，先是唐韩愈、柳宗元，宋欧阳修等人的“复古运动”；后又有明“前七子”、“后七子”包括清朝桐城派名家的鼓吹和倡导，则占统治地位的，还得是文言文。
最后，说一件“尴尬事”：中国不是有“易代修史”的优良传统文化传统吗？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各朝各历修史活动一直绵延不断。清朝刚刚灭亡那会儿，北洋政府也不忘记张罗着给清朝修史。十四年风雨飘摇，时局动荡，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紧张，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又自感“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匆匆将稿件杀清，定书名《清史稿》，以示其为未定本。
新中国成立后，一众史学家对这个“未定本”的《清史稿》都不满意。大家一致提议，重修《清史》！
说干就干，2002年8月，成立了由15个部门、单位组成的清史纂修领导小组。
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但是，戴逸明确表示，受限于作者水平，无法运用高雅的文言文，只能全部采用白话文，篇幅上和《清史稿》有了巨大的差距。修这部书，总投资高达9亿多元人民币，总字数超过3000万字！
比较一下，史书之祖《史记》全书不过80万，新修《清史》的字数却接近其40倍，惊不惊人？意不意外？
而且，作为第二十五史，因为在语言上采用的是白话文，与其他二十四史相比，是不是少了一点点史书的韵味呢？
古人说话真的是用文言文吗？天天之乎者也还是有其他表达方式呢？
??古人平常说话与现代人没有什么区别，都在正常交流之中。
??只有文化人在书面表达时，使用“文言语言文字”。
??为什么书面语言使用文言呢？这是社会环境、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造纸术发明以前，商朝时人们把字刻划在甲骨上。后来又相继把字写在竹简和帛上。帛是丝制品的总称，价格昂贵。竹简就是用竹子制成的竹片，又称竹木片。
??秦汉时期的竹简一般长23厘米，宽1厘米，厚0.2至0.3厘米。一根竹简通常只坚着写一行字(毛笔)，一篇文章要用许多竹简。在这种现实之下，逼迫写文章必须简短，字数越少越好，这样就出现了我们现在说的“文言文”。
??文言语言词汇中，往往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用。有文言实词、虚词、通假字等。现在说的“之、乎、则、也、以、焉、哉”都属于文言虚词。而通假字也很多，如：“不亦说乎”中的“说”通“悦”；“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最后一个“知”同“智”；“系上牛头充炭直”中的“直”， 通假为现在的汉字“值”。通假字就是古人不小心写下错别字，后人尊重先贤的劳作，没有改动，尊重“原创”，给先哲们留足了面子。
??文言文，在传承中华文化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是我们先贤先哲们留下的重大文化遗产。
古代人平时说话也用文言文吗？还是说会用白话文呢？
很多人以为古人在日常说话时也满口“之乎者也”，担心穿越回去不会说“文言文”，没法和古人交流。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古人日常交流用的也是白话文。
所谓文言文，是古人写文章时用的书面语言。春秋以前，文言文与口语白话文的区别并不大，文言文实际上就是将商周时期的口语简化后变形而成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言文基本定型，以后的两千年基本没有变过。但口语白话文却一直在变，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受移民的影响，比如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导致的语言变化。唐朝之后，白话文和文言文分离得更加明显，人们平时说话和写文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那古人为何写文章的时候不用白话文呢？这样岂不是更方便读懂吗？白话文尽管容易读懂，但真的不容易写，因为用字太多。同等信息含量的内容，如果用白话文，会比文言文多出一倍的文字量。在纸张没有发明前，古人在青铜器上铸字、竹简上刻字、丝帛上写字，这些书写材料都十分昂贵，而且书写过程也很费劲。所以，古人为了省钱省力，写文章的时候必须惜字如金，文言文这种精简化的用语就体现了它的优势。打个比方，您正在读的这部书总共十余万字，如果用竹简写成，需要近三十斤竹简。如果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用竹简写成，大部分人是买不起的。所以，古人用文言文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省字控制成本。
东汉改进了造纸术，唐宋普及了印刷术。书写材料便宜了，过程也不那么费劲了，为啥还用文言文呢？这主要是因为文化传承的惯性，文言文格式稳定，言简意赅，有表达优势。另外，古代的知识分子用文言文还能提高自己的格调――这样能把自己和普通的“吃瓜群众”区分开来，通过体现文化的高低差异来获得优越感。两千多年来，使用文言文一直是读书人的身份象征，直到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后，文言文的优越感才消失。
宋朝之后，随着民众阅读的普及，白话文在书籍文章中的使用数量大大增多。宋代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话本”，实际上就是说书艺人表演时使用的底本。这种话本融合了口语和书面语，产生了一种浅近文言体，即白话小说。此后的畅销类小说基本都用白话文了，这样读起来比较贴近真实生活，而且大家都能读得懂，四大名著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今天的初中生读四大名著就容易，但读纯文言体的《史记》就费劲多了。
宋朝之后的白话文和今天差别不大了，基本上都能看懂。史书上记载过一段宋代官府审问一个妇女的对话，这妇女砍伤了自己的丈夫，官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和今人说话相比，只是个别字的用法听起来有些别扭，但不影响理解整句话的意思。
明朝时朱元璋写圣旨也多用白话文，因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用白话文方便点。朱元璋有一道圣旨下达抗倭令，要求抵御海盗，原话是这样说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告诉百姓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如此简单粗暴的白话文，今天的小孩子也能听懂，毫无违和感。
到了清朝，白话文和今天基本无异。性情中人的雍正皇帝，给大臣写朱批的时候就时常冒出两句白话文，用这样的方式拉近与大臣的情感。比如：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他甚至还给大臣写过“你好么？”这样今人常用的口语。
尽管古人讲话也用白话文，但并不代表你穿越回去就能听懂。因为同样的白话文，古人的发音和今天不一样。关于此问题，下一篇会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