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比文言文简洁的例子-简单白话文，比文言文好处？
简单白话文，比文言文好处？胡适曾经说：白话是活的语言，文言是个半死的语言。“我认为语体（白话）是活的语言，而文言半死的缘因，就是文言里面有许多现在仍在通行的词汇，同时也有些已经废弃不用的词汇。例如：‘狗’字今日仍在用，‘犬’
简单白话文，比文言文好处？
胡适曾经说：白话是活的语言，文言是个半死的语言。
“我认为语体（白话）是活的语言，而文言半死的缘因，就是文言里面有许多现在仍在通行的词汇，同时也有些已经废弃不用的词汇。例如：
‘狗’字今日仍在用，‘犬’字就不用了；‘骑马’仍是日常用语，‘乘马’就是个死词，事实上已经不通用了。”
胡适认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然趋势”，这是历史的事实。他将新文学的中心理论归纳概括为两点：
1.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他将中国文学分成文言和白话两种。）
2.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即文学内容的改变）
而唐德刚（胡适学生，胡适自传录音整理者）却评论这一说法为“这是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毫无兴趣而把中国文学史孤立了的结果”，以下是他的解释：
“白话”是一种“通俗文学”。一种“通俗文学”之兴起一定先要有个需要这个通俗文学的社会。这个社会之形成在欧洲历史上便是那文艺复兴前后，一时并起的以小手工业为主体的小城邦。在城邦内聚居的小业主和技工头所形成的受有起码教育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才是通俗文学发芽滋长的土壤。欧洲的通俗文学便是从这块土壤上长出来的。没有“城市居民”的纯农业社会，通俗文学的滋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同样性质的城市之普遍兴起（着重“普遍”二字）是南宋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的农业大帝国内，“城市居民”的比率太小。社会上的主要构成阶层是有闲阶级五谷不分的士大夫（多半是地主）和胼手砥足毫无教育的农民。农民没有太多受教育的机会，对通俗文学也就没有强烈的需要。文学欣赏也就变成士大夫阶级的清玩了。加以“天子重英豪”的政治鼓励，“秀才只为财”，因而我们这个伟大的文物之邦里的“文物”也为上层的士大夫阶级所专享。写起诗文来，原是“士大夫写给士大夫看”，又有什么死活之可言呢。
可是南宋以后，人民经济生活有了重大改变，通俗文学也就随之而起了。从这点上看，胡适认为的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然趋势”，也就说得通了。
而非要说文言和白话文两个比哪个好，实在也没有什么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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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文言文能够言简意赅的表述一件事，但是我们还是要使用白话文？
语言是在变动中才川流不息的，语言一旦停止变化，语言就是死的语言。语言是音义结合的，没有人使用的语言，可能个别的部分残存下来，成为语言的化石。语言也是会死亡的，消失的。
我们的汉语言是伟大的成功语言，他已经在历史的长河里流淌了好久了。从文字诞生那时起，语言与文字合流，口头语被文字记录，有了书面语。有了文字，语言升级了。仓颉创造了文字，”天雨粟，鬼夜哭”，文字记录了天、地、人的秘密。有了文字，历史过往被留住了，万古种种不会随风而逝，记录下来。
当初的口语和书面语是一致性的，口语是什么，书面语就是什么。如最早的一首古诗是：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记录了一个完整的劳动的过程。但渐渐地口语与书面语分离。书面语的掌握者是贵族，接受过教育的专门人才，口语还是一视同仁地为生活各阶层服务。
在中国古代，书面语就是文言文，简练意赅，易经，道德经，都是微言大义，佶屈聱牙。左传，国语，诸子百家散文，先秦散文，两汉大赋，魏晋六朝骈体文，唐宋古文，都是文言文。
但是，口语和书面语已经各行其道了。日常生活的语言，不可能如文言一般表达。口说的，书面写的差别很大。唐代的变文，已经是白话体了。这样容易让生活大众接受，理解，运用。
明清的白话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语言必然出现的大变革，但这个变革基本都是民间的。官方的典籍文书，传统的士大夫的文章还是文言体。明代的前后七子学习的先秦两汉唐宋的古文，清代方苞的桐城派古文是文言文最后一次的余光。
晚明到清代白话文学已经是蔚为大观了。主要是民间作家创作的各种通俗小说。冯梦龙等的小说三言二拍等等。晚清，黄遵宪的诗歌主张提出，吾手写吾口，要求口语与书面语的接近。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但还是用文言来创作。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提倡写白话文，创作白话文学，是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一个时代有一个的文学，新思想，新文学必须要用现代白话表现。这个才是革命性的变化。
胡适，陈独秀，刘半农提出了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创作的白话诗，鲁迅创作的白话小说都出现了，引领了时代的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