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字东原，先生是年乃能言，戴震在治学方面有哪些特点？

第一部分

• 清代的考据学（或称汉学）自清初发韧之后，到乾、嘉时期达到鼎盛阶段。
• 如果说顾炎武、阎若璩为其先驱者的话，那么戴震则是其鼎盛阶段的代表人物。
• 梁启超在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 ”在梁启超看来，清代学术主要是考据学的兴起、发展和演化，他将清代的考据学分为启蒙运动的初期、全盛时期和蜕分期，他所列全盛期的代表人物为惠栋和戴震。

• 然而，在实际上，虽然惠栋和戴震都是经学大师，二人且有师友之谊，但戴震的成就却在惠栋之上。
• 惠氏之学专以“古今”为“是非”标准，拘泥于汉儒注释，“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戴震则不然，他不但信汉，同时也疑汉，主张“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不为考据所拘，反对为考据而考据。
• 他著述繁富，学识广博，在清代学术史上有着卓绝的历史地位。

第二部分

•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宁（今属屯溪市）人。

• 他的出身很一般，既不是官宦之家，又非书香门第。

• 他的父亲乃是一个小商贩，戴震曾随其到外地经商。
• 然而，戴震在幼年时即不同于一般人。
• 洪榜在《戴先生行状》中说他“生十岁，乃能言。
• 就傅读书，过目成诵，日数千言不肯休”，他学习“好深湛之思”，善于发现和思考问题。
• 据说，戴震随塾师学“《大学章句》‘右经一章’以下”时，他问老师：“此何以知其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 老师答道：“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
• 即问：“子朱子何时人也？”
• 曰：“南宋。”
• 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也？”
• 曰：“东周。”
• 又问：“周去宋几何时矣？”
• 曰：“几二千年矣。”
• 又问：“然则子朱子何以知其然？”这使得“师无以应”，并“大奇之”。
• 梁启超认为，这段故事不仅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且可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
• 也就是说，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
• 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当发现这种间隙后，便进一步深究，直到全部弄明白为止；
• 只相信自己实事求是的探索，连圣哲父师之言也不肯轻信。
• 实际上，戴震在求学过程中始终贯彻着这种追根问底、无征不信的治学精神。

第三部分

• 在求学过程中，戴震的家境却是十分窘迫的。
• 他17岁左右时就已尽通“十三经”，但由于“家极贫，无以为业”，直到20岁才留意科举，并拜江永为师。
• 不过，他“学日进而遇日益穷，年近三十，乃补县学生。
• 用是绝志举子业，覃思著述，家屡空而励志愈专”（洪榜《戴先生行状》）。
• 极端困苦的生活没有使他退缩，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治学不辍。
• 由此，他的学术日见进步，不断有著述问世，而且名声日重，引起当时许多知名学者的瞩目。
• 可是，戴震尽管名高一时，在科举上却一再受挫，40岁中举后，10余年间，他6次参加会试皆不第，只得一直从事教书与著述之业。
• 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开四库馆，51岁的戴震在纪昀的推荐下，以举人身份被特召入馆任纂修官，从事校订书籍的工作。

第四部分

• 作为经学大师，戴震的经学研究是从考据入手的，在二者的结合上，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 他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 在研求字义时，他先考之于篆书，于是他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逐渐觉得了解了古代圣人造字的本始。
• 既而他又怀疑许慎未尽古训，遂从友人处借来《十三经注疏》，方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
• 所以，他认为凡是经籍文献中所涉及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法、乐律等方面，都应探究其本始，只有这样，才能会通经文，了解经文的思想内容。
• 他的这种穷究本原的精神，使他“为学精诚解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乃参考之，果不可易”（《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戴震传》），他的成就，他的主要著作也集中在小学、测算、典章制度几个方面。

第五部分

• 戴震精于考据，并成为一代经师，但他是以寻求义理为其终极目的的。
• 在他那里，考据仅是寻求义理的工具，他本人曾说：“义理不可空凭胸臆，必求之于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必求之古训。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古训、义理而二之，是古训非以明义理，而义理不寓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学曲说而不自知也。”
• 明文字、训诂、测算、典章制度，方可明古经，从而达到明义理的目的。戴震寻讨圣哲义理正是走的这个路子，所以后人总结说：“震之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这种评述至为妥当。

第六部分

• 《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两书是戴震义理方面的代表作。

戴震在他去世的那年给段玉裁的信中还说：“仆平生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 他晚年出口此言，说明他不仅十分看重自己的义理之作，而且十分看重义理之学。

• 他的这些著作本为恢复六经及孔孟之书的本义而作，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程朱理学。

• 段玉裁说，戴震的《疏证》大盖是在《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之后，“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同上）。

• 戴震认为，宋儒杂荀子、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

基于此，他对歪曲六经以至于害道的程朱理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指出他们不仅仅使孔孟之书本义丧失，其危害更大者，乃是后儒像“酷吏以法杀人”那样“以理杀人”（《东原文集》卷八《与某书》）。

• 所以，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不无痛心疾首之意地指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第七部分

• 戴震生前或者去世以后，其追随者很多，他的著名弟子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都光大了戴震的学术成就，有的甚至超过了戴震。
• 只是由于受当时考据学风的影响，虽然其中不乏汪中、阮元这样的戴氏后学以音训考据与探索义理相结合者，但他们中有不少人只趋归于考据一途。
• 不过，无论如何，戴震的义理之学毕竟在其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相比较来说，它还颇受后人推崇。
• 戴震之后的清代大经学家和思想家焦循就说：“东原所著书，唯《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善》三卷最为精善。”又说：“吾谓东原即此二书，自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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